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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这种对统治者评判的标准，平衡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
[24]还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对于民主正当性的理解是单一的，完全来自民意代表所组成的国会，因此依法行政、法律保留等原则最终都指向民意机关但具有间接对外约束力的解释性规定和裁量基准，除了应当履行下达程序之外，还需要登载于政府公报对外公布。
我国台湾地区也建立起了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对违法的行政命令，主要通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机关予以审查。否则，法院就无法充分地保护公民、法人等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台湾地区2001年施行的行政程序法依据德国理论重新界定行政命令的涵义、类型及其合法要件。（一）行政立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台湾地区采用内部、外部关系来界定行政命令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导出其权力来源。同时，这种准立法行为本质上仍然属于行政行为。
（二）立法机关的审查有待强化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对行政命令的审查方式主要有保留同意权、保留废止请求权、保留听证权、课予单纯的送置义务。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规章应当同时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备案。[33] 陈春生：《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与行政程序法——月旦法学杂志发行百期志庆》，载《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100期，第189页。
[⑤] 这也就是叶俊荣教授所称从红灯理论到绿灯理论。每一领域之理论亦愈见细腻，因此建立各种主要特殊行政法的基准法化便显得极为重要，譬如：教育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法、土地基本法、言论基本法、农业基本法、国税基本法、劳动基准法，环境基准法及公务员基准法的研拟等。行政法的作用由消极限制政府不当使用权力（如贪污、滥权），强调监督原则，走向实现公共利益的积极考虑，促使政府发挥效能实现公共福祉，[⑤]给予人民由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照顾。[12] 李建良：《公法与私法的区别》，载《行政法基本十讲》，元照2011年3月版，第49页。
基此，凡是行政任务之执行非由公部门所独揽，而系有私部门之参与或协助者，即可涵盖于公私协力概念之中[18]。[13] 翁岳生：《行政法与国家赔偿法》，载《法治国家之行政与司法》，元照2009年1月版，第160页以下。
又如高污染设施采分阶段许可，因此行政处分也应包括此种分割成数个部分许可的类型，承认每一部份均为实质上独立的行政处分，均有外部效力。而全球化、高科技化不但加速信息交流，就连疾病、灾害的传播也是一日千里，部门法应如何因应调整，亦在台湾行政法学者的关注之中。各地灾民亦因地方首长未前往其居住灾区视察，指责政府救灾不力、对灾民漠不关心。因而解严可谓台湾地区行政法学发展的分水岭，此后行政法学犹如摆脱桎梏，在解严后的20馀年有了长足的进步。
[17]（六）公私协力之勃兴公私协力至今仍为一动态法律概念，不但名称未固定、定义也不一而足。[42] 行政程序法§168～173。在县 (市) 为县 (市) 政府。中国社会制度几千年以来的特色便是人治，因此得明主而治，遇昏君则乱，此一特色也许是我国不能发展出类似西方法律制度之一大原因。
[44]大陆地区在这方面与台湾地区相仿，中央政府体制亦非三权分立，且亦为法律继受者。但伴随高科技的风险社会到来，[48]风险管理也不可漠视。
[⑩]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2010年9月自版，第154页。二、理论发展轨迹行政法学的发展大都落后民刑法学，二战以后随着政经情事的变迁，行政法的发展异常丰富，成为法学领域中重要的显学。
[65]（五）环境公益诉讼萌芽 行政诉讼法第9条为公益诉讼的规定，台湾地区目前法律中设有公益诉讼规定的以环境管制领域居多，目的在于引进法院做为监督行政机关环境管制行为的机制，并赋予人民较宽的起诉条件，形成另一种监督环境决策的力量。台风过后，中南部严重受创，社会各界纷纷指责马英九未颁布紧急命令以致影响救灾进度，并要求撤换行政院长刘兆玄。然陈情并非规范政府行政程序之规定，而是一种人民简易的请愿规定，原则上不应纳入行政程序法。[11]2.部门法（各论）之建构越来越多学者提倡以部门法之概念取代行政法各论，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法各论发展迅速，不但各领域种类繁多，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各种职能分工渐细，行政部门法亦日趋多元发展。其中最广义者，乃将公私协力理解为一集合概念，泛指所有公、私部门合作履行公行政任务之现象。行政程序法第92条规定行政处分系就公法上具体事件、同法第135条行政契约乃针对公法上法律关系，可见实务上仍以公、私法之区分为主要架构。
[55] 陈春生：《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与行政程序法——月旦法学杂志发行百期志庆》，载《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100期，第196页。[②] 叶俊荣：《台湾行政法学的发展与挑战——一个批判的观点》，载《月旦法学教室》2011年第100期，第70页。
其中与公权力无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应去国家化或民营化，但行政任务是否存在宪法界限，值得探讨。注释:[①] 翁岳生：《法治行政之时代意义》，载《法治国家之行政与司法》，元照2009年1月版，第216页。
在资讯爆炸、电子化运用无远弗届的时代，行政的任务及行政法学范围的再界定无疑是重要课题。[33]但这种具有直接效力的行政规则会不会与一般处分产生区别上的不易，而使得行政行为的类型更趋混乱，则有待观察。
再者，以2009年中南部八八水灾为例，台风甫登陆之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即有官员进驻，[35]各地方政府亦设立紧急应变中心，并由首长亲自坐镇。法治理念虽因时代与国度之移易而变化其界说，但是务求客观的法的支配、避免主观的人的统治的本质则未尝稍异。[62] 目前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人仅有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其前身为国家剧院及音乐厅营运管理筹备处。服务行政的范围至少应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兴建及设置公共设施社会行政及助长行政，涵盖教育文化科技、交通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与环境卫生保护措施。
而两岸关系特殊，也有一些特别的沟通途径如国共平台及经济部倡议之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等。台湾吸收其它先进行政法理论与制度的工作势必持续，如何调和此两大法系的体系内涵并取所长，而不至于沦为四不像的窘境，则是台湾行政法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参见叶俊荣：《行政法》，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39卷第2期，第48页。上述行政程序法引进诸国不同制度，仅体例上稍显箝格不入，运作上尚称顺畅，问题较大者为依据五权宪法所建置之中央政府体制。
[53] 行政法律关系于行政法释义学上的探究并非始自今日，然成为行政法学上的热点则是近期之事。[64]因此，已有诸多学者呼吁应尽速发展出一套行政合作法，以解决国家与私人间因部分民营化所生合作关系之形成与终止、责任分配、任务执行确保、利益冲突解决、公益维护，以及其它法律规制等相关问题。
实际上依据灾害防救法§4规定，[36]灾害救助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因此究责之对象应为内政部长。[46] 此一实务界的统一见解，并未根本性解决独立机关的定性与救济管道争议。[④]（二）由消极走向积极由早期提倡管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演变为要求建立大有为的政府。[57] 汤德宗：《资讯革命与正当行政程序》，载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程序法之检讨、传播行政之争讼》，元照2003年7月版，第113页以下。
[54]除此之外，在行政法总论的发展达到相对成熟的程度时，其与行政部门法之关联，也应该注意两者互动影响的关系。独立机关的制度设计与运作为行政法学界所关注，尤其聚焦在通传会的人事任命程序与诉愿管辖的争议上。
行政程序法除第1条提及公正、公开、民主之正当法律程序与确保依法行政原则外，第5条至第10条共列举六项法律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明确原则、公平（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禁止裁量滥用原则。[25]但有学者反对指出，法律保留原则之存在根据为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与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二元民主理论只有民主正当性基础，缺乏法治国之制衡与人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基础，无论如何增强民众参与程序，也只能补充而不能取代法律保留原则。
[14]晚近则受欧陆行政法学影响，认为两者之区别并非先验的、绝对的、本质的区别，仅为一历史上之演变，为制度上、技术上之区分方法，[15]其区别之困难至少表现在土地案件、保险案件及国有财产处分案件三种类型。（五）公私法界限模糊公法与私法为法律的两大领域，惟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并非于任何时代皆为人所意识且毫无争议，有关公、私法区别学说或公私法二元理论亦非存于任何法系，[12]甚至有些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区别公法与私法的性质。
